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11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11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也有很大进展。当时,最明显的是今新疆地区驿路的建设。

那时,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唐朝时候,周围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那时的西藏在吐蕃赞普管理之下。唐朝西北部还曾有过一个回纥,西南有一个南诏。从史料看,这些民族政权所在地区,邮驿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末有一本笔记小说叫《因话录》,记载当时吐蕃法规定,每有急事,则派人驰马急报赞普,日行达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曰“马使”。唐蕃通婚后,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有直通的驿道。中途的莫离驿、那禄驿、众龙驿、野马驿、农歌驿都是有名的驿。唐朝从四川通达吐蕃的驿路有好几条:一条称为西山路,由成都经灌县、蚕崖关、当风戍、汶川、西山八国,再沿梭磨河北上,进抵柘[zhè这]县,越过柏岭,至白崖驿,进入吐蕃界(《元和郡县图志》)。另外,还有两条通道,一曰“和川路”,一曰“灵关路”。由于青藏高原自古难行,这几条驿道自古险要。唐人形容:“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太平寰宇记》)近年来,外国史学家还发现了唐朝时候从吐蕃北行越过葱岭进入西域的两条通路,西方人称之为“食盐之路”和“五俟斤路”。具体情况虽很难说清,但提醒人们在7至9世纪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国,也有成功的邮驿建设(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

西北的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唐朝前期时候,就由吐迷度可汗建立了邮递。唐太宗又在其南特置邮驿68所,以便双方使节来往。唐朝将这条漫长的驿路称为“回纥道”,走出边境的“归唐栅”后,有一条宽广的大车道,途经䴙䴘[pì tī僻踢]泉、鹿耳山、错甲山、燕子井、野马泊、可汗泉、镜泊直抵回纥可汗衙帐。在驿路沿途,唐朝政府颁发了邮驿行路的符信,在符信上画有金鱼,写上金字。后来这条驿路被北方民族尊称为“参天可汗道”,利用这条通道,北方各族向唐太宗等进贡貂皮、骏马等物(《唐会要》)。

唐时居今云南一带的南诏,也在唐朝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邮驿通信系统。那时南诏到四川有多条驿路相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四川至南诏都城羊苴咩[jū miē拘乜](即今云南大理)城。这条路从成都出发,向西南行,途经双流的二江驿、新津三江驿,再到邛州的临邛驿、雅州(今四川雅安)百丈驿,经黎州(今四川汉源)潘仓驿,通望县木簋驿,渡过大渡河到巂[xī吸]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再经会川驿渡泸水,乘皮筏过末栅馆、藏傍馆等,直抵羊苴咩城(《蛮书》)。在南诏境内还有许多支道和南诏南通印度、缅甸和安南的国际通道。这使得南诏国内国外商旅和文书通信畅通无阻。

唐朝通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通青海和宁夏地区,以及通东北靺鞨[mòhé茉何]、渤海等民族地区,也各有多条相通的驿道。史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恢复驿馆所,发骑士500人,保护至党项民族地区的驿路(《旧唐书·李吉甫传》)。隋朝和唐朝都注意开发贵州地区的驿路交通。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和贞观年间都开辟了四川至贵州的水陆驿路通道。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今陕甘宁边区的靖远县,唐宪宗时唐兵和吐蕃“并力成桥”,建成一座横架黄河的乌兰桥,沟通了两岸的驿道。在东北辽宁地区,唐朝和当地的靺鞨、渤海、高句丽诸族有水陆两路相通。

唐朝先进的邮驿制度,对周围邻国也有影响。唐朝时候在长安各地隆重接待外国驿使和政府官员。除长安有专门接待外宾的“四夷馆”外,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有专门接待新罗客的“新罗馆”,在扬州有专门接待日本使者的“扶桑馆”。各地接待外宾的仪式隆重,招待周到。所到之处,先在郊外的驿馆迎候,由宫廷内史亲自摆酒设宴。《新唐书》里曾记载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其中七条国际驿道中,有一条是从山东登州从海上通达朝鲜的水驿。唐朝和日本也联系密切,日本曾15次派遣使者来中国,同时中国使者10次前往日本。唐朝的邮驿组织被引进到日本,建立了富有日本特点的邮驿制度,从任务、设备、工具、方式等多方面,都可看出唐驿的影响。到宋朝初年,日本已建起414驿,有效地推动着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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