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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五行四象与门的厌胜



              1.四象与门的朝向

  门和户都有着朝向问题。透过门的朝向,可以看到华夏文化的许多篇章,那是些绚丽而神奇的篇章。
  宫之阙,那立在皇城周围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高大阙门,简直是星空四象立在地面的标志牌。《古今注》引《三辅旧事》:“仓龙阙画仓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中国古代天文学,将周天的众多星辰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南西北各七行,分别被看成一种神物,即四象。汉代张衡《灵宪》,“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这是坐北向南来描写四象。东为青龙,西是白虎,北为玄武,南是朱雀。四象的名称,将各自的色彩也标示出来了。北方的玄武,一般认为是龟蛇合体。在古代笔记中,俞琰《席上腐谈》另持一说:“玄武即乌龟之异名。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捍御,故曰武。其实只是乌龟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龟形,其下有腾蛇星。蛇,火属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绘为龟蛇皤科之状。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为龟蛇二物。”但从汉瓦当图案看,玄武已然是龟蛇合体。
  阙门依四方之色。汉“武帝造赤阙于南,以象方色”,见《三辅黄图》。
  阙门之外,古代的城门或宫门,也常取名、取义于方位,这里暂巳不表。
  且来说民居。乡村人家,向阳的房屋,门右置磨,门左置碓,叫做“左青龙右白虎”,被认为是吉象。
  又以十二地支来标方位。海州湾渔民庭院和房屋的朝向,均不取正南北或正东西。渔民们传说,“正子午”和“正卯西”的朝向,只有皇宫、庙宇方可以采取,民宅硬要坐落“正向”,不吉。这实际上说的是门的朝向。
  古代设计宅门方位,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是“坎宅巽门”。所谓“坎宅巽门”,是讲院门的开设方位,根据八卦风水说,选在左角青龙而避右角白虎。比如,主房坐北朝南,宅门开在东南隅;主房坐南朝北,宅门开在西北隅;主房坐东朝西,宅门开在西南隅,等等。就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来说,大门不是开在南墙正中,而是偏于东南角,避免大门正对着正房,也就避免了许多不便。进了大门以后,要向左拐,才可进二门,进入内院。北方传统的四合院,多是这种格局。
  古时还有种说法,叫做“春不作东门,夏不作南门,秋不作西门,冬不作北门”。讲风水的《阳宅十书》就可见此说。将四时与造门方向联系起来,所依据的也是五行四象。下面就来看一看东、南、西、北四面之门。

               2.朝日于东门

  地球自转,日复一日地为人类演示旭日东升的壮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契丹好充而贵日,每月朔里,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崇拜太阳,面东拜日,以东为尊,而四楼——这四座楼颇似城廓四面的门楼,它们的“门屋皆东向”,一概朝东开门,迎向红日初起的方向。这种古代风俗,如今仍有遗迹可寻:山西大同华严寺的主要殿宇皆向东开门。
  东方被视为太阳的方向。“墩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屈原《九歌·东君》为太阳而歌,东君就是太阳神。《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礼记·玉藻》还说“朝日于东门之外”。郑玄注:朝日,春分之礼;东门,谓国门。出城东门,面向日出的方向礼拜太阳神。
  太阳以金子般的光芒长育万物,使得日出的方向,在古人的心目中具有了无穷的生机。《白虎通义·五行》:“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设想五行五色的标签写成之初,东西南北中五方如何粘贴?因为日出东方的关系,人们把涂着绿色的“木”给了东方。万木欣欣以向荣,富有生机的春也被划归于东方,就称青春。
  东方的这些含蕴——五行属木,五色为青,四时为春,又一起被赋予东方之门。请看《风俗通义顺言:“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东门有了区别于南门西门北门的意义。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郑风《出其东门》、《东门之囗》,陈风《东门之松》、《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几首民歌均是青年男女相约相会等内容的爱情题材。城之东门,情歌恋歌,两者间的内在联关就在,东方是属于青春的方向。
  南齐明帝时,东门自毁,被认为是萧氏王朝的衰微之兆。见《南史·隐逸下》:

  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为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此事也见于《梁书》。阮孝绪是个“至性冥通”的文化人。他对东门自坍的解说,引用了五行东方木之说,故有“齐为木行”云云。早在先秦,齐国因地处东方,就被划归为“木”,并且附以日出东方的种种说法。如战国中期甘德《天文星占》“日出至早食时蚀,为齐”。东为木位,齐为木行,南齐东门的坍塌被塞进象征意义,便容易使许多人宁可信其有。

               3.夕月西门外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散珠碎玉,常有双双呼应、两相对称的情况。例如,讲过了朝日东门外,其续文就可以是:祭月西门外。
  朝日夕月的祀仪,明朝初年曾做过一次探讨。据《明史》,洪武三年,礼部上言,列举了六种说法。一、《郊特牲》:“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二、《玉藻》“朝日于东门之外”,《祭义》“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三、《小宗伯》:“肆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四、《月令》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类;五、《觐祀》:“拜日于东门之外,反把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六、“霜雪风雨之不时,则囗日月”。礼部的见解和建议是:

  惟春分朝之于东门外,秋分夕之于西门外者,祀之正与常也。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阳气方水,秋分阴气向长,故祭以二分,为得阴阳之义。
  今当稽古正祭之礼,各设坛专祀。朝日坛宜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宜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礻付祭于月坛。

  礼部的建议,当时被采纳。到了嘉靖九年,嘉靖帝又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所议结果是,“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城门外,东向”。
  日月对应,日为阳,在东,朝日于城东门外;月为阴,在西,夕月于城西门外。这些说法,有着广阔的文化背景。
  依照五行说,西方属金。《白虎通义》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上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秋季称为金秋,金风送爽暑热尽,均源出于此。“金飚门,唐长安西门名也”,明代《艺林伐山》说。
  金陵别称白门。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诗》:“白门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白门本城门名,南朝宋的都城建康,西门名之。这是一个出由五行五方五色的名称。西方属金,色白。清代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也用此典。

                4.南门开闭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同光绪帝出逃西安,随扈西行的吴永,后来口述了《庚子西狩丛谈》。书中写折返时离西安城的情景:

  出城后仍绕赴东关,诸八仙庵拈香进膳。本来直出东门,路线可省三分之二,谓因体制关系,且取“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所以辇路必出南门。

  两宫启跸,浩浩荡荡,宁可走三倍的路,也要打由南门出西安城,“南方旺气向明而治”——这南城门的含义,对封建帝王自是非同小可。
  四面之中,南门为正门。《水经注·榖水》:“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把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南门最尊。关于南城门,《南史·广陵王诞》记:

  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诞乃开焉。

  南朝的刘宋王朝,皇族间兵代相见。广陵王刘诞,受到他父皇的猜疑,兴兵来讨,最终破了他的广陵城。《南史》作者渲染围城战事,描写了流星坠城,还有这南门的开与不开。“开南门者不利其主”,此说之根,仍然基于统治者面南而治,南城门是城的正门。南门大开,没了遮挡,即所谓“不利其主”吧。《南史》说,广陵城南门本来是不开的,刘诞却开了此门。言外之意,这也是刘诞的不祥之兆。
  按照五行之说,城南门又是关涉阴晴雨雪之门。
  旧时逢旱祈雨,要关闭城之南门。例如,河南新乡民俗,祈雨时设坛、禁屠宰、闭南门。到1923年续修县志时,此俗有所改观:“近年以有碍交通,南门不避(闭),人皆称便”。修于30年代末的贵州《开阳县志稿》说,“南门昼闭,意谓久晴火旺,而五行家以南方属火,故闭之”。
  公元九世纪,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高僧圆仁,写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合称“东方三大旅行记”。圆仁书中写到乞雨乞晴风俗:“唐国之风,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相传云:‘乞晴闭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乞雨闭南头者,闭阳则阴通,宜雨也。’”讲到了南阳而北阴。与此相印证,有《旧唐书·五行志》一则材料:“开成二年,……京师旱尤甚,徙市,闭坊南门。”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俗观念。《汉书》为董仲舒立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这里所说的求雨止雨之法,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

  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囗猪一,置之于里北门之外。

  在古人的想象里,水与火,两相对立,此消彼长。关闭城邑和间里的南门以求雨,因为五行南方为火,关南门以示拒绝火气。置水南门外,再展示一个强调。关上南门的同时还要大开北门。北方属水,敞开向北的大门,以壮水气之势,求得雨来。门外置猪,因为十二地支中亥属水,方位北,而猪是亥的生肖。止雨求晴时,一切反过来,即《春秋繁露》所说:“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
  总之,城门启闭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出入交通的现实功能,而成为把幻想付诸行动的一种方式,古人借此方式,表达选择五行之气、沟通苍天的愿望。当然,以这种表达愿望的方式来求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对于开门求雨、闭门祈晴的风俗,清代钱泳《履园丛话》提出异议:

  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上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

  这位清代文人所言,无疑是有见地的。挟带降雨的暖湿气流,来去与否,是由当时大气环流形势决定的。南、北门的敞开与闭合,并不能召其来或拒其去。钱泳评论求雨祈晴风俗,“不过尽人事以待天”——求雨在人,降雨在天,久旱盼甘霖的人们,在此一风俗中得到心理上的自慰。

                5.北门主兵

  有迷信观念的人,因为自己的笃信不疑,能将无中生有的事讲得入丝入扣。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衡岳借兵”条,便可做为这样的例证:

  衡岳庙之四门,皆有待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朝廷每有军旅之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用盘上食,开北门。然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间,南北之兵未释,朝廷降旨以借阴兵。神许启门三寸,桌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店旁数里民居皆罹风灾,坏屋近千家。最后有声若雷震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

  衡山南岳庙的北门主兵,每有征讨于戈,要前去致祭,打开北门。传言之神异,甚至于庙门开多大,要“以尺寸计兵数”。有一次只该开门三寸的,却全敞开了,结果告捷虽快,庙旁人家却也遭了风灾。
  北门的这种象征意义,引起古人的议论。宋代高承《事物纪原》:

  《御史台记》曰:台门北开,取肃杀就阴之义。韦述《唐两京记》曰:台门北开,以纠劾之司主意于杀,故门北启,以象阴杀。或日,俗传开南门不利大夫。《谭宾录》曰:或云隋初移都,兵部尚书李圜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唐因循不改,迄今遂为故事。《唐会要》载裴冕语云:此说若冬杀之义,本置台司以纠正冤滥,是有好生之德,岂创冬杀之义以入人罪乎?冯鉴以冕说为当。

  北门主兵,是个有渊可寻的说法。我国处在北半球,一天里,太阳的视运动轨迹仿佛画了个由东向南再向西的弧:朝阳东升于天边,然后渐向南移而高起,至中午,日在中天,最高,但一般不是垂直照耀地面,而是由南斜照;午后,太阳向西北滑落,直到日落西山。由此,古人定五行五方五色,南因“近”日而属火,色红;北与南相对,属水,色黑。这样,炎热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各得其所。所谓开北门“肃杀就阴”之说,如此释说,似乎也可应付。
  然而,此外尚有故事。比如说,四象之中北方为龟蛇神,名叫玄武。《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由鳞甲曰武,到甲胄为武,玄武主兵之说立。玄武门通常为北门,这就将北门同征伐联系起来。
  《淮南子·兵略训》讲到将军受命出征,在太庙举行仪式,接受鼓旗斧钺,发过誓言以后,要“凿凶门而出”。注释说:“凶门,北出门也。将军之出,以丧礼处之,以其必死也。”这象征甘愿捐躯。而凶门的方向确定为北出,则与北门主兵相关。此说延续干年,一直影响到清朝对北京城门的设置。当时京城北有德胜、安定两座城门,出师走德胜门,凯旋进安定门。
  北门主兵之说,又得助于唐朝的推波助澜。佛教有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分别为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叉,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四天王各护一方,本无高下之分。从唐朝起,北方天王毗沙门从四大金刚中脱颖而出,不仅是护法神,还被视为军旅保护神,以至于后来演变为妇孺皆知的托塔李天王。
  北方毗沙门天王声威大振,同唐代的一段传说相关——安西城被围困,驰表请援兵。无奈千里路遥,唐明皇诏高僧不空设法解救。不空口诵密语,请北方天王援救。传说,毗沙门天王金身在城北门楼上出现,并有神鼠咬断敌军弓弩弦,围城兵惊溃。毗沙门为北方天王,所以传说故事敷衍出城北门的情节。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说,“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钱泳溯其所由,讲到不空和尚诵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而前方云雾中见神兵鼓噪,有金色鼠皆咬断敌军弓弦,城坳忽放光明。
  唐玄宗时期,北方天王已在四天王中独领风骚。不空和尚曾翻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唐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则说,玄宗时军旗上已画北天王像,城防、营寨祀天王像。北方毗沙门天王信仰,至宋不衰。这一民俗信仰,无疑为北门主兵之说涂上一笔醒目的色彩。

               6.城门的灾异

  西汉王朝有过“文景之治”,有过武帝的极盛,到了成帝的后期,已近强弩之末。农民起义不断。篡汉的王莽开始发迹,永始元年封王莽为新都侯。修《汉书》的班固要渲染一下汉王朝的不祥之兆,请看《五行志》: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答乱臣谋篡。”故谷永对曰:“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也。”

  门牡,颜师古释“所以下闭者也,亦以铁为之”,是锁门之键——关之键。
  长安一个城门的门牡不见了,函谷关一个关门的门牡也不见了。这不翼而飞,可是非同小可。视城门和关守,为天下稳固、社稷牢固之所系,“固将去焉,故牡飞也”。这里,都城的门、关隘的门均有象征意义,关闭大门的牡也就有了象征意义。“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想想看:“固”已随“牡”去,还不是因为“乱臣谋篡”要成气候吗?
  班固此一笔,记的是人的意识,是人对城之门关之门的情感投入;记的是对器物的失、世事的变,两者巧合的解说。当然,他的解说是“马后炮”,事后说。
  城门器物有失,不祥;如果城门上多了点什么呢?比如忽然出现血迹,会不会也是一种征兆?古人相信是那么回事。
  这至迟是东汉人的想法。《淮南子·淑真篇》“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东汉高诱注:

  昔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二诸生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谓妪:“视东城门阃有血,便走北山,勿顾也。”自此,妪便往视门阃。阍者伺之,妪对曰如是。其暮,门吏故杀鸡,血涂门阃。明旦,老妪早往视门。见血,便上北山。国没为湖。

  这老妇人,好人得好报,她被告知:见到东城门的门槛染血迹,快往北山上跑。老妇人就去看城门槛。多事的守门人故意用鸡血涂之,转天城市被淹没了。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三有类似一记,不是鸡血涂槛,而是狗血涂门: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没为湖。”有老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于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搜神记》卷二十还载一则故事,说的是城门前石龟龟眼涂红,城被淹没。故事讲,江水涨又落,一条巨鱼没能随水退回大江,搁浅在小河沟里,死掉了。全郡的人都去割鱼肉吃,唯有一位老妇未去。她得到了报答,一龙化为老叟,指那鱼告诉她:

  “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城门出现血或红,城陷为湖,这种传说当年一定广为传播,因此有这些大同小异的记录。南朝人写《述异记》也录入这传说,书生遇老妇,受到厚待,便告诉她:“县门石龟眼出血,此地当陷为湖。”门吏朱点龟眼,城陷。
  在这个传说系列里,血和红实际上被用为色彩“通用件”,而其本源,则是对于流血造成死亡的联想。选择城门做为预兆的承载体,或门扇,或门槛,或城门前的石龟,因为城门是都邑的脸面。
  这个传说系列,直到清代仍有续篇。请看清昭裢《啸亭杂记》:

  乾隆庚子,城南火灾,毁焚数千家,延及城楼雉堞,经月乃已。或言大灾之先,有卖菜佣梦一人告曰:“京师当有火灾,汝视某火神庙额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视,其守者询知,因暗涂系血以戏之。次日果有是灾,人皆以为妄言。按《淮南子》云:“历阳有老框颇行仁义,有两书生过之,告曰:‘此国当没于湖。姐见东城门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拒数往视,门吏问之,9区对如其言。东门吏杀鸡以涂其门,明日b区早往视,便走山上,国没为湖。”然则古即有此事也。

  乾隆年间京城一场大火,随后就有人神秘其事,编出卖菜人梦中得神示,火神庙匾额字体变红,便是火灾之期。昭裢还列出《淮南子》大致相同的一条材料,所不同的地方是,一是火灾,一是水灾,而后者的征兆为东城门门上有血迹。分析起来,既有《淮南子》云云在,于是,庚子年大火后,人们借古以释今,附会出“火神庙额字如朱”的流言来,也未可知。这一水一火的灾兆,都是城门被厌胜迷信所利用的例子。
  对于发生在城门的异常,作出附会,春秋时代已有先例。《后汉书》载,杨赐曾向汉灵帝言说“《春秋》两蛇斗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搜神记》录这一故事,并引京房《易传》“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说是不祥之兆。
  修《后汉书》的司马彪记下不少这类材料。如,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及外东垣先后坏损。博学的蔡巨答皇帝问,讲了下面的话:

  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税法驾所由从出门,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成悻,厥妖城门内崩。”……

  说的是,奸臣当权,城门内坏,以兆不祥;而“平城司午,厥位处中”,是正门,“门之最尊者”,其所兆示也就至关重要。
  由这种联想生出的故事,《隋书·五行志上》录有一则:
  大业十二年,显阳门灾,旧名广阳,则帝之姓名也。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也。时帝不遵法度,骄奢荒怠,裴蕴、虞世基之徒,阿议须旨,掩塞聪明,宇文述以谗邪显进,忠谏者成被诛戮。天戒若日,信谗害忠,则除“广阳”也。
  广阳门因避杨广名讳而改称“显阳”。此门遭灾,甚至被说成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受灾而毁,大不妙;再是它的门名,连着隋扬帝杨广,也不妙。所有这些,又被归为对于昏君的“天戒”,是上天要除掉“广阳”即杨广的征兆。
  与此类似,北齐人撰《魏书》,在《灵征志》里记下:“肃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龙如狗,南走至宣阳门,跃而上,穿门楼下而出。魏衰之征也。”宣阳门当是坐北朝南的正门,非同小可的一座门。“黑龙如狗”由门洞里钻出,王者气象已经走失,北魏还能不衰微吗?修史者笔触,就是这个意思。
  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李玄盛的次子李士业为凉后主,用刑颇严,又不停地搞土木工程,有人上疏谏曰:“政之不修,则垂灾谴以戒之。”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有“十一月,狐上南门”,还引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的民谚,以证不祥,并且讲:“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日将有胡人居于北城,南面而居者也。”推论狐上南门为大灾之征兆,以“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为大前提,既然野兽入家是这家人的不祥征兆,那么,狐上南城门则是国之不祥了——因为,由南门而联想到“南面而居”,这便同政权的更迭联系起来。
  此外,《后汉书》记:延景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由太学大门,联想到文德教化。
  思路同上,官宦人家的府第之门出现变异,也被视为不祥之兆。《汉书·五行志》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是对他发出了警告;哀帝时,大司马董贤大失臣道,第门自坏,后来夫妻自杀。门的灾异,被用来附会世情人事,在那时恐怕能影响不少人的思想。

              7.门前求雨和祈晴

  农耕时代,靠天吃饭,旱涝丰歉全看老天爷的脸色。求雨礼奉龙王,祈晴剪出扫晴婆。人们还将迫切的祈求,陈列于家家户户的门前。
  清光绪年间《顺天府志》所载求雨习俗,与明崇侦年间《帝京景物略》相同:

  谓阴雨为“酒色天”。几岁时不雨,贴龙王神马于门,磁(瓷)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纸旗,击鼓金,焚香各龙王庙。

  不仅要上香龙王庙,住家门扇上还要贴龙王神马,门前塑龙。行云布雨,龙是治水的神灵。求龙王之外,寄希望于柳枝。柳枝插在挂于门旁的瓷瓶里。
  柳枝致雨,是影响很广的风俗符号。1933年《南皮县志》记祈雨,“人戴柳帽,且执柳洒水作雨状”,同时“家家门插柳枝”,文章似乎全做在柳枝上。
  柳枝的这一符号意义,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柳,在水边可以生长得很好的植物。天上二十八星宿有柳宿,《晋书·天文志上》:“柳八星,……又主雷雨”。佛教在中国流传中,有一个中国化了的偶像——观音,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手持净瓶,瓶里的柳枝可洒下甘露。所有这些,给人们以提示,借用柳枝表达祈雨的愿望。
  各地求雨风俗虽有差异,但大多是离不开柳枝。1935年山东《陵县续志》记,乡民以禾稼为命,每多迎神祈雨,并有文祈和武祈两种方式。“文祈,则各门首置坛盛水,上插柳条,按时跪祷”。1937年河南《封丘县续志》:“遇旱,知县令淘翟母井,或亲诣城隍、关帝庙焚香祈祷。……闭南门,令各家门首设水缸,插柳枝,悬‘沛然下雨’等吉语,以求甘霖之下降。”门插柳枝,再加上水坛、水缸,一并表示着“沛然下雨”的企盼。
  苏州弹词《描金凤·玄都求雨》:“人家门首还插了杨柳条,有的还挂了黑色布旗。”按五行方色之说,北方为水,色黑。黑色布旗与杨柳条一同,召唤着水气,召唤甘霖解除久旱。
  说过求雨再来说祈晴。宋代曾糙《类说·事始》:“天宝中,秋雨两月余,敕人家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以祈晴。”这是唐时人们盼天晴的场面。秋雨连绵两个月,人们沉不住气了,户户门前塑了三尺泥人,泥人指天指地,祈求云开雨停见太阳。
  唐天宝年间水灾祈晴,们日唐书·五行志》有则记载:“十三载秋,京城连月澍雨,损秋稼。九月,遣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累门。”秋雨连绵成水灾,京城采取祈晴措施,玄冥主阴,要祭;井属阴,要上盖;可笑的是,古人认为男属阳女属阴,所以禁止妇人上街,做为祈晴的一着;再就是北门,因为五行说规定北方为水,于是要关闭了,以绝水气;同时囗门。囗,古代为禳水旱风雨雪霜而祭神灵。《旧唐书·哀帝纪》“积阴霖雨不止,差官囗都门”,所囗大约是北城门。唐大历四年久雨成涝,《旧唐书·五行志》记:“京城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黄幡以祈晴”。闭北门表示绝水气,门置上台表示上克水——这在五行生克说里有一项,而土台上的黄幡也取诸五行之说:土行色黄。
  后来广为流传的祈晴形式,是扫晴娘,又称扫天婆。这是剪纸而非泥塑,贴在门上的。人们指望其笤帚一挥,阴云尽扫。清代《燕京岁时记》:“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河南一些地方又流传打门祈晴之俗。《淮阳乡村风土记》所录求晴风俗四项,其中一项:

  以木棒打门祈祷者。此法仅以捶衣之木棒一个,将绳系于门上,用手摆之,使之与门相撞,同时即向之唱“打门歌”三遍即得。歌曰:“棒捶打门,晴天晒死人;棒捶打秋千,晴天大日头。”

  这“打门歌”是祈求,也是怨气的发泄。以棒打门,其象征意义,大约在于拨云见日的联想吧。

               8.门的厌胜

  汉代萧何建筑长安未央宫,只立东阙和北阙两个阙门。中唐以后有人注释《三辅黄图》指出,西、南两面不建门阙,因“萧何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然乎”。是出于厌胜的筹划。
  《吴越春秋》记载了一段城市规划的故事,其中对于城门的设置筹划,充满了厌胜迷信色彩。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所撰。清代编四库全书的官员为此书写提要,称其“所述虽稍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未免多所附会”。然而,因书中保留了许多史料,后世将其视为史部之书,并不仅仅当作稗官小说看待。
  吴王阖闾是派人刺杀父王后自立为王的。即位之初,雄心勃勃,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与他谋划国事。《吴越春秋》记,伍子胥对阖闾言说要强国立城郭,为吴王所采纳,并委托他筑城。伍子胥的设计,寓神秘含义于建筑物。《吴越春秋》这一节的文字如下:

  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凛,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象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陆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阖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两鲵(鱼尧),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故事。伍子胥的设计方案,处处隐含着破楚攻越的算计。打着制服楚国的主意,便设计出破楚门。此城门又名“阊阖”,是因《史记》“阊阖风居西方”,楚在吴的西北方,故言“立阊阖,以通天气”。又图谋吞并越国,越在东南,按照十二辰所标的方位,地处已位,“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同时,南大门上木雕蛇形,呈向北回首之状,表示处于巳地蛇位的越国向吴国称臣。伍子胥的构思,利用了地支与相属的对应关系——十二生肖巳属蛇,为对付方位在已的越国而建蛇门。辰属龙,用龙来象征吴国自己,这就是所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鲵(鱼尧),以象龙角”。在完成了充满厌胜含义的城郭建筑之后,接下来,《吴越春秋》记述了干将铸剑的著名故事。
  伍子胥的厌胜之术,可以说是几着并用的。利用城门方位,借门名以寓意,还在城门的装饰部件上做文章。生肖文化也被援引其间。关于天门地户的说法,更将天、地、人搅成一片,调浓了城门厌胜的神秘色彩。
  明代曹学亻全《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今府城为门十有七,九开八闭,以象九宫八卦。”城门的总体规划,含着神秘色彩。《蜀中名胜记·绵州》也记关于城门的奇异说法:

  梁天监中,张齐贤为太守,更造楼橹却敌,有东西门。东门久塞,富东山气所冲,门开则丧乱。宋元嘉初,太守王怀素开之,果致丧乱,尔后复塞。

  城东修筑着大门,却不能开。原因说是在于地理,那一面“山气所冲,门开则丧乱”。有个地方官开过,应验了,——其实,很可能不在“山气所冲”,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不佳,正值山雨欲来之际。
  然而,在民间这类迷信观念也确有市场,能够传播。1934年所修河北《大名县志》,录有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

  大名城郭最新鲜,底下石头上边砖。文庙前开个小南门,四下风水往里钻。嘉靖以后文风盛,将相府道相接连。大清朝,来一府,知事忽把此门用砖闭。问闭此门果为何,言于府署大不利。合县无权难力争,城乡士绅干生气。

  这首古代歌谣,在河北大名流传了几百年。人们将明朝时这里文风旺盛,归功于文庙前的小南门招得好风水。进入清代,有一任知府用砖封砌了文庙的小南门,说是此门对府署不利。知府老爷有权势,乡绅们争不过他,只好干生气,埋怨这一方好风水被破坏了。人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歌谣传到本世纪30年代,被采入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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