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第三节 岁时习俗



          1.除夕:“甘蔗宰相”“炭将军”

  春夏秋冬一岁分四时。春播,夏作,秋收,冬藏,季节时令决定着农事活动,而农事活动的直接结果是温饱。农业文明在创造耕楼犁耙、创造深耕细作的同时,还面对迫切的社会需求,创造了精密的时序刻度——一年四个季节、十二个月,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一套时序系统,并不单单是“不误农时”的保障系统。农业的需要,使它如此完善;它产生出来,不只充当耕作时间表。它为整个社会生活所遵循,它与民众的消祸祈福心理相结合,在悠悠岁月里生发出绚烂的文化现象——岁时风俗。
  门与户,几千年里在民风熏染之中,变得色彩纷呈。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以辞旧迎新的独特时段位置,成为展示年节习俗的重要舞台;民居之门则以建筑物出入口的空间取位,承载了一幕幕绚丽的场景。挂春联、贴门神是普遍的岁时风俗,一些地方民俗义在此基础上有所增饰,使得中华年俗益发多彩。
  门前“藏鬼秸”。1915年《顺义县志》记:腊月三十“各于门前插芝麻秸,挂五色罗”。古人传说,西方山中有一种叫山魈或叫山臊的怪物,独脚,不怕人,专在过年的时候出来害人。按照传说的解释,年俗中红纸对联、爆竹鞭炮之类,都是用来驱怪逐鬼的。插芝麻秸有个名目,叫“藏鬼秸”。人们想象,其意义似如鱼腮的功用,经门前“藏鬼秸”‘过滤,大鬼小鬼就全被滤在里面了。此俗相当古老,明代《艺林代山·螺首》引《通典》说,夏、商、周三代分别以苇茭、螺首、桃梗为门饰,具有辟邪意义;并写道:“苇茭,今京师人家,岁除插芝麻秸于门,是苇茭之遗。”
  葫芦收疫鬼。清代《顺天府志》: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疫鬼’。”葫芦具有收降妖魔鬼怪的法力,是流传久远的话题。记录河北民俗的《深州风土记》讲除夕辟瘟:“洒扫堂厅,悬葫芦、麻筋于门,烧辟瘟丹。”干脆将葫芦挂在门上。清乾隆年间河南《荥阳县志》也记,“焚辟秽丹,放驱魔炮,刻木为匙,悬匏于户,福来灾去”。匏,即可做水瓢的大葫芦。
  松柏饰门。清乾隆年间《东湖县志》,除夕“以松柏枝插户楣”。道光年间《安陆县志》记为“束柏枝悬门檐,亦户悬苇索之遗”。此俗在我国已鲜见,其传到日本,至今仍为点缀新年的一大景观。
  “喜钱”招财。四川《江津县志》:“门楣之上,镂彩纸贴之,谓之‘喜钱’。”《汉口小志》:“红纸楼花贴于楣上,率以五张为准,名‘封门钱’,至正月十八始去之。”在广西柳州,家门贴几片红纸钱,称为“利市”,这是旧时贫苦人家点缀新年的门饰。清代《隰州志》载,山西临汾一带民俗,除夕门上贴招财纸,“以朱抹马形,曰财神所乘”。人们盼财神降临,画红马贴门,算是为财神备下的坐骑吧。广西《灵川县志》记桂林地区除夕贴“岁符”:“各户以红纸条横粘钱纸中腰,遍贴门户”。
  红桔示吉。清代光绪年问《花县志》记:“除日,扫屋宇,易桃符、门神,悬红桔于门。”南方产桔,广东传此民俗。悬桔,以红色象征喜庆,借谐音表示吉祥。更有几物同谐音者,门楣悬柏枝、柿子和桔子,解为“百(柏)事(柿)大吉(桔)”,见台湾《彰化县志稿》。
  木炭门前当将军。过去,木炭是日常生活重要的热源材料,可以讲既关系着“温”又关系着“饱”。过年了,人们记着木炭的好处,将它置于门前,并赋予符号般意义。清代《雅州府志》:“拣大炭拄门,曰‘黑将军’。山民多以木炭树门外,谓之‘有财’。”这是四川民俗。清代《都城县志》:“置炭门外,谓之‘炭将军’。”是为河南年俗。湖北《蕲州县志》则记,树双炭于门,以红纸束之,称为“炭将军”。在陕西高陵一带,春节悬挂木炭于门上,意在借炭的威力炙除疾病,名曰“去瘟疾”。旧时在河南一些地方,用红纸裹木炭两根,立门框两旁,称为“拦门炭”;贫穷人家则以木棍一条,放在门槛外,称为“拦门杠”,与“拦门炭”的功能是一样的。
  甘蔗门前当宰相。除夕夜的年俗一道道,最后该封门了——祭毕门神,关门上闩,两张写“封门大吉”的红纸条相交叉贴在门上;这时,事先备下的两支红皮甘蔗要派用场了。甘蔗裹以红绿纸,插上柏枝,倚靠门上,这叫“盈门甘蔗”,取意自然着眼于蔗的甘甜。除夕守门的甘蔗,被称为“甘蔗宰相”,清代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蔗竿矗立守蓬门,老境须甜直到根。笑杀贫家无莞锁,竟劳宰相作司阍。”司阍即守门人。历史上曾发生过戚继光抗倭的福建沿海一些地方,除夕夜门后放长尾甘蔗的年俗,附有这样的传说: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来犯,当地家家把武器藏在甘蔗捆里,放在门后。待戚家军到来,拿出武器,配合戚家军扫荡倭寇。
  “百无禁忌”贴门。上海市郊风俗,元日前要送各路神仙,就是取下神马,加上冬青、柏枝焚烧。值此之时,留下姜太公那张。因为这张神马上印有“百无禁忌”字样,过年时要用来贴门驱邪避祸的。
  类似门趣,仍有花絮可采。1935年河南《武阳县志》载年三十夜“守岁”:“家家大门外横一木,曰防银钱外流也。”这是一种想当然。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长沙新年纪俗诗》:“贫家早早掩财门,债主虽临难进行。恼煞商家收账客,无钱反吃闭门羹。”并注,除夕辞年毕,用红纸条书“衡门衍庆”四字,将大门闭固,无论何人,不许出入,称为封财门。穷人多借此避债。清代《吴郡岁华纪而》则记一美妙的联想:“农家除夕闭门守岁时,竞以石灰画圈于地,圈中大书吉语,以祈丰稔。……画弓矢戈矛之形,以禳灾避祟。……杨循吉《除夕诗》:‘门前尽画弓。’”
  旧岁新年,在岁月的出入口,风俗加于门户之上的奇思妙想、怪思异想,不妨视为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在这风俗展上,可以一睹对于那些似有又无的东西,敞门相迎的热盼、拒之门外的意愿。一代代中国人,希望以年俗的形式,为生活安装上纳福避祸的门扇。

             2.“福到”与“见喜”

  鲁迅有篇小说写了过年,篇名就叫《祝福》。何谓福?《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五曰考终命。”一个福字,含着无尽的吉祥。
  贴福字,成为重要的年俗。人们对福的渴望太迫切了,以至门上的“福”要倒着贴——以谐音“福到”。
  民间贴福字的风俗,与清朝皇帝新年赐福字的惯例有关。清代昭囗《啸亭杂录》写到那福字: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

  康熙帝开始书福字赏赐大臣,第一个获此殊荣者是翰林编修查慎行。至乾隆朝,每年举行书福之典,写福字所用的笔上镌着“赐福苍生”四字,含义是御赐福字,福归天下。得到御书福字,是值得荣耀的事。那“福”要供起来,是不会贴门户的。乾隆朝当了三十一年尚书的王际华,积历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装婊悬挂,名为“二十四福堂”。
  关于福字,还有传说拉上了明太祖朱元璋。清代褚人获《坚瓠己集》刊有“门贴福字”条:

  高皇尝于上元夜微行。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乐。乃画一妇,赤脚怀西瓜。众哗然。高皇就观,心已喻之,曰:“是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于是,使人以福字私贴守分之门。明日召军士,大戮其无福字者。盖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犹以福字贴门。

  门上贴福,当做记号,贴福人家得到保护。一些民间风物传说中,可见到这种故事模式,例如有关门悬艾草、门插柳枝等岁时风俗的解说,都有与此相似的故事类型。
  民俗把“福”变成星,与“禄”、“寿”合称三星。吉语“三星在户”,意思是福、禄、寿三星拱照之家。清代时,北京民间年画有《三星图》,画福星禄星寿星,尺幅大小正可贴在房门上,以契“三星在户”;天津杨柳青年画《三星在户》,画面上三神仙——福星、禄星、寿星,已然登堂入室,与民同乐了。
  清代皇家也受到此俗的影响。在紫禁城里,门上也是有“福”的。比如,养心殿室内墙门,上端加雕饰精美的毗庐帽,两扇大红门各一字,一扇“福”,一扇“寿”,正可谓“在户”。有读者问,咋缺个“禄”?答:封建社会里,皇帝家天下,禄是臣子们企盼的星。
  三星之外有喜神。过年要贴红纸条“出门见喜”,不仅仅贴在迎门处。见喜是遇见喜神。旧时年俗,初一清早,要出门向着喜神所在的方向散步,“出门见喜”,一年康宁。这成为一种仪式,在北京叫“走喜神方”,上海叫“兜喜神方”,不同地方还有“出行”、“出方”、“出天方”等说法。山西吕梁地区,新年元日出行郊外,谓之迎喜神。1917年《临县志》录有竹枝词一首:“粘户红笺墨色新,衣冠揖让蔼然亲。香灯提出明如海,都向村前接喜神。”
  喜神的方向,《协纪辩方书》说:“喜神甲己日在良方,乙庚日则居乾方,丙辛日居坤方,丁壬日居离方,戊癸日居巽方。”还有一种大为简便的认定,以公鸡最初啼鸣的方向为喜神可能出现的方向。
  在旧时,红裙是正室妇人的服装。妓女平日不许穿红裙。然而,大年初一迎喜神,却可以破例,那些女人们清早出门,穿着红裙迎喜神。清代小说《九尾龟》有描写。

              3.立春时节宜春帖

  告别冬寒的春,万物复苏的春,以植物绿为流行色的春,以百花艳点缀大地的春,春天的来临,永远是个节日。一年节气二十四,立春——立起新春的启程碑,实在该是一次庆典。
  古时浙江人要采春,立春日郊游踏青,采集冬青树枝、松枝、柏枝、竹枝,回家插门上,叫“插春”,以期“四季长春,春福富足”。
  立春时节,祝颂新春,宜春帖成为传统习俗。初时用彩绸剪为燕形首饰,贴“宜春”字,以点题。至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即是所谓“春帖”了。
  本世纪40年代陕西《宜川县志》载:

  立春,清晨用朱红点于牛角及小儿额上与门窗户壁等处,曰“打春”,以示庆祝新春之意。(间有用纸书“立新春鸿禧”或“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等字者;乡民如不能写字,则画一“十”字代之)

  这条材料,反映了春帖流行于穷乡僻壤间的情形。不识字的庄稼汉,画个“十”字,代替“鸿禧”之类吉语,将自己对于春的祝福贴上门户。
  后来,“宜春”也用于辞旧迎新,清代钱大听的一首竹枝词“宵来送岁还迎岁,齐换宜春帖子题”,自注:“元日,题‘宜春’二字于门。”清乾隆年间湖北《东湖县志碌《迎春即事》诗:“‘宜春’双字写红霞。”迎接春天的到来,人们总是有一种好心情。
  “宜春”不必一定是帖子,也可直接写在门扇上,并且是用土块来写。清光绪年间云南《浪穹县志略》:“立春日,争取土牛士,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
  用土牛之土,在门户上书写迎春吉语,这是很有文化内涵的事。《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季冬之月的土牛礼仪:“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对此,《月令章句》解释说:“是月之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出上牛,本出于送冬寒的含义。送冬寒必然联系着迎春暖,风俗的流变使二者融合,到后来,迎春神同出士牛合二为一,时间在立春之际。塑了土牛,涂上五颜六色,在立春日将它鞭碎,称为“鞭春”,以此表达珍惜春光、勤于耕耘的劝农之意。
  上牛被鞭碎,又有争抢其土的风俗。唐代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宋代《鸡肋编》说:“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土牛之肉,即是打碎土牛,散落的土。古人相信,土牛之土宜蚕,还能辟瘟疫,甚至调水给小孩服用,以求保平安。
  从云南《浪穹县志略》所记来看,“争取土牛士”,那上也是有一番争抢的;“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人们大约是相信土牛之上,沾了神秘之气,具有特殊的法力,用来在自家门户上写吉语,是可以辟邪纳吉的。

              4.初三书帖钉赤口

  海南的地方志,屡见钉赤口的记载。《琼台志》,明代正德年间刻本,记正月:“初三日早则书帖钉赤口于门。清咸丰七年《琼山县志》:“初三日,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
  关于此俗,元代《岁时广记》:“《陈氏手记》:今日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其口中,云断口舌。不知起于何代。”打赤口,为了禁口舌是非,因此琼山人称此俗为“禁口”。清光绪年间《安定县志》记录较详,且有所发挥:

  三日祭赤口,题于门前,曰:“赤口原是天上星,凡人不识把汝钉,今日送君归天上,一年四季永安宁。”吃芥包菜,生芥菜包饭,杂以鱼肉、辛酸诸味裹之,谓之“芥包饭”,取其银包金,亦以弭口舌之灾也。

  赤口依旧要钉,“凡人不识”“天上星”云云,软硬兼施,为了远之而先敬之,体现了民间信仰习俗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
  为了送赤口上天,求四季安宁,门前书帖钉赤口外,还流行“以弭口舌之灾”的饭食,则是风俗的一种增饰。这增饰,又包括《儋县志》所记:“初三日早,书帖钉赤口于门;略叙饮宴,群邀渔猎,谓之‘斗口’。”这已不仅限于自家门前的钉和自家饭桌的吃,而是发展为人际交往活动了。
  清代《茶香室丛抄》引宋人储泳《祛疑说》,“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斗讼”,并说:“赤口值寅已西戌,则不可用,余皆无害,盖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他位值之,不必尽避。”按此迷信的说法,赤口既是一种主口舌争讼的恶煞,人们自然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逢寅、巳、西、戌之日,因为寅属虎、巳属蛇、酉属鸡、戌属狗,“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每句里的这四大,因为地支生肖的关系,与“赤口”发生了联系。不言而喻,“赤口”本无稽,复加以寅虎已蛇之类,只不过再添上些想当然而已。

              5.破五:送穷出门

  正月初五,民间谓之“破五”。除夕辞旧、初一迎新,纳福庆余之后,到破五之日,该送穷了。
  穷,恰似扰人的怪物,贫苦人家盼着摆脱它的纠缠,富贵人家躲它唯恐不及。于是,新年伊始,风俗为人们安排这第五天的日程——送穷。送穷送到哪里去?大门为界,门里不要它,扫地出门,把它送到门外去。“元旦日,家内不令扫地,至初五日五更,方扫地下尘土,送出门外,名曰‘送穷’”,清康熙年间山西《徐沟县志》这样说:“五日早,扫堂宇,委土户外,曰‘送穷’”,河北《栾城县志》这样说:“五日,扫除秽土置门外,曰‘送穷’”,《赵州志》这样说。
  也有头一天就开始“筹划”此事的。“初四日晚,扫室内卧席下土,室女剪纸缚秸,作妇人状,手握小帚,肩负纸袋,内盛糇粮,置箕内,曰‘扫晴娘’,又日‘五穷娘’。昧爽,有沿门呼者,‘送出五穷媳妇来’,则启门送之”。初四制个“五穷娘”,只待初五清早送出门,这是清代人修《怀来县志》记录的送穷。在临潼,剪出纸人,门外抛掉,算是过了送穷节。
  甘肃天水旧俗,破五送穷,早上将垃圾装在竹编簸箕里,弯腰端着,为了防止被风吹掉,由房内倒退着走到大门口。如果出大门之前有东西从簸箕里掉出来,就要回到原处,装好了,重新退向大门。到大门后,转过身,一口气跑到倒垃圾的地方,连同簸箕一并扔掉。
  送穷出门,一送了之是送,门外另加处理也是送。“正月初五日,俗谓之破五。各家用纸制造妇人,身背纸袋,将屋内秽上扫置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俗谓之‘送五穷’。亦有儿童高唱歌者”。依《张北县志》所记,送穷已出门,还要燃鞭炮炸它一家伙,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再加上儿童的歌唱,那气氛不妨说是与“穷”绝交的典礼。
  以上送穷,皆为河北民俗,大同而小异。所同者:送穷送到门外去。门——领域感、象征性,此与彼之间的界线,这一风俗的基本形式,就是以家家大门为标志,把“穷”送到自家的生活圈外去。
  送穷是古风。唐代姚合《晦日送穷》诗,“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可入风俗史。唐代于正月的最后一天送穷。韩愈《送穷文》,结柳作车,缚草为船,送穷鬼去故就新,虽是戏墟之文,却也反映了当时的风俗。穷神又称“穷子”,相传“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颛顼为传说远古五帝之一,是黄帝之孙。依此说来,穷和送穷,都可算“来历”久远了。

             6.上元节里家门又张灯

  本书关于门神的一节里,引用了《荆楚岁时记》的一段话: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三粥插箸而祭之。

  用来祭祀门户的豆粥,要加些油脂在上边。门上插杨柳枝叶,枝条随风飘动的方向,便被选为行祭祀之礼的方向。
  古人将祭门之俗,同祭蚕神联系起来。《荆楚岁时记》的注文,据传出于隋代人。注文谈到正月十五大祭蚕神,祭品是米粥表面撒上肉;并引《续齐谐记》说:神女曾在蚕农张成家里显形,并对张成说,正月十五用白米粥加些肉脂祭神,“当令君蚕桑阿倍”。张成照此祭祀神灵,年年养蚕获丰收。
  正月十五上元节,又是灯之节。赏灯的古俗,曾使得门禁“放夜”,如宋代《事物纪原》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僧史略》曰:太平兴国六年,敕燃灯放夜为著令。

  新年已过,人们希望尽快走出旧岁留下的冬季,走出严寒,迎来春天。“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即是人们表达这一愿望的方式——城门、里门,一反平日夜晚紧闭的惯例,大门敞开,请“阳气”进得门来,请春暖进得门来。门禁既弛,宵禁暂无,正可欢欢喜喜来它个“夜来欢”,过一个彩灯的节。
  据旧时方志记载,湖南一些地方“十三夜,各家张灯门外,谓之上灯”,赏灯从正月十三开始。河南信阳一带民俗,上元“挂门灯,前后各三日”,“自十三日为始,市民各于门首悬挂灯球,纤巧不一,至十六、七方止,游者竞观之”。灯节的节期长达五六天。
  关于灯节,又有“倒灯”之说。陕西《续修醴泉县志稿》:正月十五家家悬灯结彩,“新嫁娘未逾年者,其母家则于一十四日前送灯,婿家是夜悬家门前,名曰‘倒灯’。”
  张家口地区童谣,载于1934年《万全县志》:“正月正,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但不知财神来不来。”除夕迎新后,刚刚平复的日子又掀小高潮。同春节相比,上元没有关于“年”那个怪物的传说,省去诸多忌和宜,仿佛是个只有开心没有败兴的节日,大红灯笼门前挂,财神或许要进门的。
  灯节之灯,彩灯、花灯、走马灯,灯上又可贴谜,大家猜。湖北《通城县志》,元宵夜花灯龙灯,粘诗射谜,士民嬉游达旦,各家“门前供火一炉,四更加薪,以火大为吉,名曰‘赛火’。”这是通宵达旦的欢乐。
  张灯高高之外,还有另种形式。《宛平县志》记:“是夜,各家以小盏点灯,遍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称为散灯,遍处开花,很是传神。
  到了二月二,门口再张灯,1933年山西《沁源县志》说:二月“初二日,俗云‘龙抬头’。家家张挂灯笼于门首,谓之‘挂龙灯’。”灯笼高高挂,象征龙抬头。

              7.正月金牛保平安

  正月十五过后,河南灵宝的人们要剪金牛了。家家黄纸剪金牛,贴在大门上。
  金牛贴门之际,也是传说讲述之时:相传,老子骑牛来到函谷关,要出关,函谷关令尹喜请他留下著述,老子便写《道德经》。就在这期间,函谷关一带瘟疫流行。老子的牛吐出个大肉团,当地人把肉团抱回乡里,瘟疫很快止息。原来,老子的坐骑是神牛,驱瘟镇邪不在话下。
  贴金牛,为了驱邪除病。请看金牛下面粘着条纸带,上面用朱砂写:“新春正月二十三,太上老君炼仙丹,家家门上贴金牛,一年四季保平安。”
  与灵宝隔黄河相望的山西夏县一带,也贴金牛。一句民谚流传:“正月二十三,老聃要上天,门上贴金牛,四季保平安。”
  门扇贴着金牛,人们说这也是在提醒大家,年已经过了,该准备春耕了。这项农耕时代留下的风俗,“一牛”两用,它既驮着驱瘟免灾的祈望,又驮着丰收的期冀。
  有些地方门上不贴金牛,贴的是剪纸的人、十轮葫芦等图案,也附有相应的说法。山西解州一带还兴贴葫芦,地方志上说:正月二十三“以葫芦、车轮等形贴门,曰老君炼丹日,贴则四时平安”。
  正月二十一二日门之饰,也着眼于招财。清代乾隆年问《同州府志》:“二十二日剪车轮贴门上,为招财进宝。”
  二十三日贴纸人,着眼于避疳。清代《蒲城县新志》记:“剪纸人置门上,又令童子食炒豆,云避疳驱虫。”疳,中医也称疳积,营养不良、消化不良、寄生虫引起的小儿贫血症。旧时,这是常见病。
  从清代《澄城县志》的记述看,“二十二日,纸剪车轮,又剪纸人,俱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禁三数日,惧疾疳”,原为招财进宝的“纸剪车轮”,也被纳入避疳之俗,反映人们的注目所在,对孩儿健康的祈望,是高于对财源的企盼的。
  正是由此,正月二十三风俗兼收并畜,至1932年的《华阴县续志》,包容有增:

  二十三日,以谷秸分置门旁,云“散疳”,义取禳疾。用黄纸剪排联佛像,贴于门楣,云作佛事,不得其解。幼子、童女印小粉圈于面,名曰“点月儿”。

  谷秸置门旁、孩童脸上圈点,均针对疳积;至于“不得其解”的佛像贴门,《咸阳县志》说“妇女剪纸为佛像饰门首,亦彩胜之遗也”。
  风俗的融汇是一种强调,其在正月二十三的门前申明:恼人的疳,快快远离人去。
  同处我国西北,类似习俗还见于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平凉、隆德一带。
  清代光绪年间《甘肃新通志》录《平凉县志》:正月二十三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人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隆德县志》也记:二十三日晚,当门焚柴草,杂以葱皮、纸炮,男女皆绕火跳跃,名曰“燎疳”。
  治“疳”之法,不是像陕西那样门上贴纸人,近于厌胜,而是更直观——以火烧之燎之。至于“燎疳”而“当门”,这与“避疳”贴纸人于门上、“散疳”置谷秸于门旁一样,都是借自家门户,做防病文章。

              8.清明时节门插柳

  节气二十四,清明排第五。这是“泄露春光有柳条”的时节。时秩带来清净明洁的风光,故名清明。各地方志关于清明的文字,大都记载了同一节俗——门上插柳。
  门上插柳,取义在何?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光州志》:

  清明日,男妇各戴柳枝于首,门、檐、匾并插柳枝。《岁时记》云:以是取柳火之义。一说柳枝可禳火也。

  清明与火,涉及三项古俗。
  其一,古代钻木取火,四季用不同的木,《论语·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所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木酋)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典,据说上古时代曾盛行。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火。
  其二,寒食禁火。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介子推跟随,曾割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为晋文公,介于推隐居绵山。晋文公焚山求之,介子推仍不肯出山,抱木而死。晋文公下令每年这一天禁止用火,为后世留下了寒食节。此节在清明前一两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与清明合一的趋势。
  其三,禁火之说,早见于《周礼·司恒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对此,《夏小正》的解释是:“去冬一百五日为寒食者,乃因龙忌丹阳集云,龙星亢之位,春属东方,心为大火,惧火甚,故禁火。”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禁火是因大空星辰的原故。
  折过头来说柳火。随物质文明的发展,钻木取火已非生活必需。然而,改火是写入《周礼》和《论语》的古制,没有被遗忘。到了唐宋,每当寒食禁火后,朝廷用柳火赐近臣、戚里。《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二: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而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

  学会用火,在人类进化史上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周代一岁五改火的古俗,反映着用火与天地岁时的神秘联系,很可能是承袭于洪荒远古的风俗遗迹。君王赐火,唐时只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到了宋代,虽然范围稍有扩大,但赐火仍是恩宠有加的表示,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受赐者以此点火,之后,将柳条插在门捐上,以示荣耀。后来,未得赐火的人家在此时节也插柳门上,仿佛要分享赐火荣耀似的。渐渐地,清明节门上插柳的风俗便形成了。
  在有些地方,民间将此俗全归于纪念介子推,如1936年河南《阳武县志》:“清明节,各神位及主前均供柳;并插门上,曰为介子推招魂也。”
  门上插柳为的是辟邪,此亦一说。天一阁藏明代《建昌府志》:

  清明,是日插柳于门,人簪一嫩柳,谓能辟邪。

  柳枝辟邪是古老的说法。贾思勰《齐民要术》说:正月巳,取柳枝著门户上,百鬼不入家。清乾隆年间《曲阜县志》也说:把清明,插柳于门外,辟不祥。而清嘉庆年间刻本《峨眉县志》则记,清明时妇女贴胜于鬓,名“柳叶符”。这可做为一条材料,以助解释插柳簪柳辟邪之说。另,浙江《临海县志》:清明插柳于门,或簪之,谓之驱“香几娘”,盖指螫虫云。同辟邪相近者,是避蛇虫之说。如河北《怀来县志》:“折柳枝插门,谓可避蛇虫”。
  插柳“明眼”,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说:

  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

  此说见于江南江北地方志。明眼,使目明。关于清明柳的这一说法,大约起于“青盲日”禁忌——如《临晋县志》记:“清明是日,妇女不作生活,曰‘青盲日’。”就是说,这天是妇女们的休假日,请放下手里的活儿;若不然,于视力会大有不利的。
  对于致盲的禁忌,生发了明目的联想,且并不全以插柳为媒介。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说,清明“折柳枝插门或簪之,食青豆令人眼明”;清嘉庆十年《长兴县志》,清明食螺,谓之“挑青”,可明目;此外,还说清明日采新茶能明目。
  清明门上柳,又是迎接春燕的。燕是候鸟,春归北方。所以,迎燕说只见于北方。河北的《乐亭县志》“插柳枝于户,以迎元鸟”,《滦州志》“以面为燕,著于柳枝插户,以迎元鸟”。元鸟就是燕子。对于北方来说,燕归来永远是一件有美感的事。值得说明的是,山西不愧是介子推的故乡,那面做的燕穿在柳条上,插于门户,称为“子推燕”。
  《光州志》说“柳枝可以禳火”,《衢县志》却说门插柳“榆柳取火之意,顺阳气也”。这颇有些相左。然而,当我们读到面捏的燕子随柳枝门前轻摆的图景时,便会说一句:门上的绿柳条,为什么不能是春天的旗帜、是春阳的旗帜呢?
  历古至今,人们对风俗给出种种解释,实际上是文化的、观念的不断投入的过程。袅袅柳条,将这么多文化信息簪在门楣上、门扇上,给寻访门文化的今人,留下韵味绵长的品味。
  这似乎是尚未完结的文化之旅。现录1932年《清德县新志》的材料,聊备一格:清明“故事,届日家家插柳于门,相传元人入主中土,防汉族严,编十家供养一蒙人以监之,汉人约于此日起义屠杀之,以柳为号焉”。将播柳说成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暗号,相沿为风俗。
  陕北洛川旧俗,也录于下:“忌女子上坟。女子上坟者,回家后须以烧余之纸钱剪成门形,贴于门上”。将女子上坟列为犯忌讳的事,但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清明节上坟,只能由女子前去。人们也聪明,设计出补救的办法,也就留出妥协折衷的余地。

            9.城门杀狗:季春的磔禳

  季春,春季第三个月。磔,古代祭礼的一种形式,分裂祭牲以祭神称为磔。禳,去邪除恶却变异之祭。
  春三月城邑之门杀狗磔禳,是一项古老的风俗。《吕氏春秋·季春纪》说:“是月也,……国人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傩,“击鼓大呼,驱逐不祥”。九门指城门,磔禳以狗和羊为牲,见汉代高诱所作注释:

  九门,三方九门也。嫌非王气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气尽之,故曰以毕春气也。

  此种古俗,《史记》《礼记》《淮南子》等汉代典籍均有记载,解说大同小异。将这些材料参阅互证,古代季春之月上演于城门门的一幕,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请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所述:

  俗说:狗别宾主,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也。
  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光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进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

  古代礼制,都城四面每面设三门。按照五行之说,东方属本主春而色青,春是发生万物的季节,故言“东方三门,生气之门”。磔禳仪式,在南、西、北三面九门进行。古代有种讲法,“犬,金畜也”。五行生克,金克木。杀狗磔禳,意在象征对金气的抑制,使其不能危害春季所萌生的万物。至于“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也是根据五行生克之说敷衍出来的,那就是:木生火。《淮南子》说,季春之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春气既毕,木行告终,时序进入了五行属火的夏季。
  三要素构成这一古俗,时间:季春;地点:城门前——南北西三方的城门前;形式:磔狗。坐落方向所赋予城门的特殊含义,于此可见一斑。

              10.谷雨贴符禁蝎

  从立春数起,二十四节气经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到了谷雨。
  谷雨通常在农历三月,已届暮春。谷雨之后便要立夏了。湖北《兴山县志》:“每岁三四月,里民……门首各贴符字,又纸糊船焚送于水,谓之‘化龙船’,可以收瘟摄毒。”这已是着眼于夏季的风俗。
  
  与此近似,山西临汾一带风俗,“谷雨,画张天师符贴门,名‘禁蝎’”,40年代的《吉县志》有录。旧时,陕西凤翔一带的禁蝎咒符(图42),以木刻印制,可见需求量是很大的。其上印有:“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囗一嘴,毒虫化为水……”画面中央雄鸡衔虫,爪下还有一只大蝎子。画上印有咒符。
  雄鸡治蝎的说法早在民间流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五回,孙悟空猪八戒敌不过蝎子精,观音也自知近他不得,只好让孙悟空去请昴日星官,结果马到成功。昴日星官本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书中描写,昴日星官现出本相——大公鸡,大公鸡对着蝎子精叫一声,蝎子精即时现了原形,是个琵琶大小的蝎子。大公鸡再叫一声,蝎子精浑身酥软,死在山坡。陕西凤翔的这幅神鸡图,是有关谷雨风俗的宝贵材料。
  山东民俗也禁蝎。清乾隆六年《夏津县志》记:“谷雨,朱砂书符禁蝎。”道光年间《商河县志》记:二月二,“煎正月之糕食以祛虫,用杖击梁以避鼠,贴蝎符以辟蝎。谷雨日亦或禁蝎”。虫、鼠、蝎,都是人们要驱除的。
  除虫害,昔时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有关习俗的岁时定位,不一而足。有些地方置于早春二月;有些地方则包含于惊蛰风俗之中,惊蛰一般在农历二月初或一月末;而一些地方,则有四月初八“嫁毛虫”的风俗。
  清光绪年间《沅陵县志》:“惊蛰先一晚,各家用石灰画弓矢于门后,撒灰于阶除,以驱虫毒。”这是湖南一些地方的风俗。
  清咸丰四年四川《云阳县志》记:四月初八清晨,各家自书纸条:“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往深山去,永远不归家。”人们说,将纸条贴在门窗上,可避毛虫。

               11.蚕月昼闭门

  有则传说讲,蚕是天虫,是神仙对人间的赐予。这反映了农耕时代里蚕桑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与养蚕相关的岁时风俗,清乾隆四年《湖州府志》载,清明节晚间“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祛蚕祟也”。清同治年间《安吉县志》载:“清明后数日蚕始生,育蚕之家禁往来”。
  江浙等地以农历四月为“蚕月”。这期间的习俗,蚕忌或叫蚕禁,宋元诗歌里常写到。南宋诗人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赵汝钅遂《耕织叹》:“春气熏陶蚕动纸,采桑女儿哄如市。昼饲夜喂时分盘,肩门谢客谨俗忌。”叶绍翁《田家三咏》:“田回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闭。”
  元代白(王廷)《余抗四月》:“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
  明代谢肇氵制《西吴枝乘》写此俗:

  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家家闭户,官府勾摄征收及里囗往来庆吊,皆罢不行,谓之蚕禁。

  关于蚕忌风俗的记载,可追溯到《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劝蚕礼仪,气氛神秘。
  养蚕是细活儿。蚕苗娇嫩,对温度湿度很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收成。养蚕所忌不止这些,明代家应星《天工开物》说:“凡蚕畏香,复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圊者,顺风吹来,多致触死。隔唯煎鲍鱼、宿脂,亦或触死。灶烧煤炭,炉囗沉、檀,亦触。懒妇便器摇动气侵,亦有损伤。若风则偏忌西南,西南风大劲,则有合箔僵者。”忌气味,臭也怕,香也怕。老远的地方淘厕所,养蚕人若是掉以轻心,未做防范,也要受损失。刮两南风时,要特别注意防风。凡此种种,所以,在育蚕的月份里,家家闭门谢客,轻手轻脚,只怕惊了蚕宝宝。可见,蚕忌风俗顺应养蚕生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蚕忌期间,贸然串门,犯乔禁,那就太不识趣了。
  “扃门谢客谨俗忌”,门不仅紧闭,往往还贴上张画。《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州养蚕之迷信》载:“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香祷祝者,谓之拜蚕花五至。其用意在乞怜于神之默佑,使蚕花旺盛也。又当蚕初出时,不准生人进门……”门贴花纸,意在蚕花,有企盼蚕茧丰收的意思在。同时,凡养蚕之家届时门上必贴花纸,也就约定俗成,有了蚕忌的标志,外人会望而却步。正因为起到了提示蚕忌的作用,所以那花纸“谓之门神将军”。
  
  在传统年画著名产地苏州桃花坞,有一种彩色版画《逼鼠蚕猫》(图43),是专供蚕忌期间贴门的。画面花猫,口叼一鼠。《天工开物》说,“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逼鼠蚕猫》之类的画贴在门上,提醒人们养蚕须防鼠,又是在告知外人,蚕禁时节请遵守蚕忌习俗,勿扰养蚕人家的清静。

            12.四月初一破蚩尤的纪念

  晋西南,运城、临汾一带民俗,农历四月以牛图画、皂角叶装点门户。
  清代乾隆年间《曲沃县志》:“四月朔日,贴画牛,簪皂角叶,以禳瘟。”朔日即初一。
  清代山西《翼城县志》记此俗,言及这是“关壮缨侯破蚩尤之日”。1929年的《翼城县志》记此民俗,较为详尽:

  初一日,相传为关壮缀侯破蚩尤之日。人多于门旁插皂角叶,粘印牛于门楣,或以色布作三角式,用线串之,间以枯蒜梗令小儿佩带,殆皆避瘟之意欤。

  这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关壮缨侯即关羽,他为今运城解州人,是这一方人们的骄傲。蚩尤,上古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讲,蚩尤战黄帝,双方战得黑天昏地,蚩尤战败,付出了血的代价。《山海经》说,蚩尤弃其浸血的桎梏,化为枫树林;《梦溪笔谈》说,山西“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
  两个与这一方大地相关联的人物,还被装入同一传说,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记:宋真宗时,解州盐池灾变。城隍托梦,说是“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张天师则推荐关羽讨蚩尤。关羽对宋真宗说:“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告示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宋真宗从之,诏告解州居民悉知。几天里,大风阴暗,白昼如夜,云空似有铁马金戈之声。到后来,盐池真的水清如初。
  清代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记此传说,又添枝蔓,续出张飞来:盐池之水熬不出盐,关羽托梦说:“盐池为蚩尤所据,故烧不成盐;蚩尤我可制之,蚩尤妻名枭,只有张飞能擒服。”人们依梦,在关公庙里新塑张飞像。次日取水煮盐,成者十倍。
  关羽、蚩龙的传说,正可引为对这一带四月初一风俗的诠释。1920年《虞乡县志》也记:“俗传宋时蚩龙作祟,盐池水涸。关帝率神兵讨之,令神兵各戴皂叶以为标记。蚩尤亦令妖兵头戴槐叶,意图混乱。及至日午,槐叶尽干,卒为所破,池水如初。”皂叶、槐叶的精彩细节,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创造功力。关羽由一员武将而公而帝而圣,除了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外,还赖于民间文学的塑造。这塑造之中,寄托着属于大众的惩恶扬善的社会理想。

             13.立夏的门饰和忌讳

  “二十四节气歌”关于夏季的一句“夏满芒夏两暑连”,概括的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大暑之后,便立秋了。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云南民俗关注的是厌祟避蛇。清乾隆元年《云南通志》载,四月立夏之日,“插皂荚枝、红花于户,以厌祟;围灰墙脚以避蛇”。
  值四月而言避蛇,与十二生肖已属蛇有关联,地支纪月,三月为辰,四月为已。立夏厌祟,门上插皂荚树枝和红花,含有黑、红既济之义。按照古代五行说,黑为水,红为火。这是希望通过两者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平衡。同时,古人不仅日常用皂荚去污,还以皂荚入药,认为它具有杀虫功能。将它当做厌祟之物,也着眼于除秽驱邪。旧时五月有门悬皂荚风俗,皂荚状若刀形,称为“悬刀”,相传可以吓跑鬼怪。
  清光绪年间云南《腾越州志》也说:“立夏日,插皂角枝、红花于户以厌胜,围灰墙脚以避蛇。”清代《浪穹县略志》记云南大理一带风俗:“立夏,插白杨于门,以灰洒房屋周围,名曰‘灰城’,以避虺毒。”有所不同,门前插白杨。
  “四月八,毛虫瞎”,这是立夏前后福建一些地方传唱的民谚。1919年《政和县志》记:“人家每户书‘四月八,毛虫瞎’六字逢门张贴,以禁毛馅虫。”门扇贴上这样的字条,以求避虫害。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民俗关注的是怎样度夏。清光绪八年《嘉定县志》:“夏至日,称人,云不囗夏,戒坐户槛。”囗夏,似可理解为暑期综合症。清代《浪迹续谈》:“杭人谓自立夏多疾者为囗夏”;旧时江苏《吴县志》:“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囗”。夏季炎热,有些人不能适应气候,吃不好,睡不好,一到暑季人就瘦下来,北方有“苦夏”或“枯夏”之说,南方称此为囗夏。
  在浙江,清代雍正年间《青田县志》说:“立夏日,各作面粢、稻饼,取其坚韧砺齿,谓之‘拄夏’。忌坐门限,言能令人脚肝酸软。”夏至这天,吃些硬饼,象征磨砺牙齿,以期在整个夏季里保持正常的消化能力,不厌食。同日,也是为了有一个愉快的夏季,切勿坐在门槛上。
  忌坐门槛之说流传很广。在安徽,道光十年《太湖县志》:“立夏日,取笋苋为羹,相戒毋坐门限,毋昼寝,谓愁夏多倦病也。”说是这天坐门槛,夏天里会疲倦多病。30年代《宁国县志》:“立夏,以秤秤人体轻重,免除疾病,所谓不怯夏也。俗传立夏坐门限,则一年精神不振。”确实令人不敢坐,——此日坐门槛,全年萎靡。
  囗使人瘦。夏季第一天称体重,其意义在于,既然已经注意到了天热使人瘦的问题,人就不会减肥增瘦了。这是民俗事项中常见的思维方式。
  在江苏,30年代《吴县志》说:

  立夏日,……是日取去岁撑门炭烹茶以饮,茶叶则索诸左右邻,谓之‘七家茶’;又,天虽寒必着纱衣,并戒坐门槛,以免囗夏。

  只为远避那个“囗”,立夏当天,除屁股勿挨门槛之外,即使气温还不高,也要穿上夏装,取一种象征意义;除夕夜倚在门前的“炭将军”或曰“撑门炭”,也被赋予“以免囗夏”的功用,用它煮水烹茶——茶叶是向邻居讨要的,人们说可以为整个夏季消解暑气。
  在尚无空调冰箱电风扇的年代,这些借助联想的风俗,带给人们沁心爽身的希望:一个没有囗夏的夏季。

               14.端午门饰

  端午节名,又称端阳、重午、天中、朱门、五毒日。
  在古时,俗传五月多不祥,有“恶五月”之称。正月建寅,排到五月,地支为午。地支十二个,这午,被古代的阴阳学家视为阳之极;端午系午月的五日,这一天的干支虽不一定是午,但人们还是称其为“重午”——双午重叠,被当做一年里阳气最盛的日子。传统哲学讲阴阳谐调,失衡便不好。双午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要禳解。同时,古人还有种揣摩,阳气旺盛时节,也意味着“阴气萌作”。由这种参悟天地的思想,派生出流传久远的门饰风俗。
  请看《后汉书·礼仪志中》: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饰,以难止恶气。

  夏五月,饰门户以避邪恶,曾历流变。但朱索总是要挂门上的。明代夏完淳《端午赋》:“地腊谁传,方舟不渡,今年之朱索空缠,去岁之亦符已破。”门上画符咒,倒是两汉以后风俗的增饰。
  端午节俗辟恶去秽、驱邪禳灾的内容,追根寻源,大都由“午为阳极”而来。对此的直观感触,就是随夏季而来的暑热。端午节俗的一些内容,表现了在那一时令里,对于夏季卫生防疫的关注。
  端午门饰多取植物,其中草药反映了这种关注,例如悬艾。
  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习俗:“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隋朝人作注说,南齐的宗测曾在五月五日公鸡啼晨之前采艾草,专采那些像人形的,用来治病很有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端午“钉艾人于门上”。
  宋代《梦粱录》所记周全,门前景象缤纷,围绕着端午节俗的中心题目——求平安:

  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五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

  扎成天师形象,无疑加强了悬艾的符号意义,但它的基本取义,仍是门示艾草以辟邪祛秽。艾还被制为虎形,《帝京岁时纪胜》:“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清乾隆四年刻本《湖州府志》记,将蚕茧剪作虎形,以艾编为人形,跨于虎上,民间称为“健人老虎”。海州湾的渔民过端午节,门上贴“虎符”,即朱笔黄纸画虎头,或用红黄纸剪虎贴于门。还以蛋壳羽毛制成老虎造型,挂在门上,称为“挂艾虎”。门上贴红字,也见于台湾《苑里志》:端阳节“各家以黄纸朱书为‘午时联’,贴于门,并悬蒲艾,所以招祥而祛灾疠”。
  艾是草药,又可用于灸疗,因此被民俗借重。山西民间有一端午传说,另作构思,说是唐朝黄巾起义军打到邓州城下,妇孺老幼往城外逃。黄巢见人群中一妇女怀抱着五六岁的大男孩,手领着三四岁的小男孩,觉得奇怪,就上前询问,回答说:“人的是邻居的孩子,他父母已亡,只剩下这根独苗。小的是自己的孩子。万一不能双全,宁可丢掉自家的,保邻居的。”黄巢说:“黄巾军杀富济贫,专与官府作对。你爱邻居孩子,我爱天下百姓。”说着,拔下两棵艾草递过去:“有艾不杀,请回城告诉百姓,门上插艾,便保平安。”转天黄巢进城,全城穷人家门都插了艾。这“艾”“爱”同音的故事,虽续出新的情节、新的境界,但对于了解悬艾的初始意义,已是歧路一段了。
  台湾《苗栗县志》说,“客家风俗,端午之日,门上并挂葛藤,相传出于黄巢故事”。故事情节同上述山西传说基本一致。
  旧时端午民俗,尚有其它门饰,简列如下:
  《玉烛宝典》引裴玄《新言》说,五月五用色缯成麦状,“以悬于门,彰收麦也”。门饰取意于农业生产,这在有关端午的传统风俗里是独树一帜的。其年代当是较早的。
  《重修台湾府志》记:“门楣间艾叶、菖蒲,兼插禾稗一茎,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门前悬禾苗种草,着眼于夏日里避蚊虫,而悬榕枝则令人想到老年人的健康。
  在陕西,旧时的《延长县志》说,端午日人家用蒲艾纸牛贴门,名曰“镇病”。
  敦煌遗书《杂书》:“取东南桃枝,悬户上,百鬼不敢入舍。”桃木自古被视为辟邪的神物,端午节里也派用场。
  1930年《盖平县志》记辽宁风俗:“门悬黄布猴,手执彩麻小帚,取扫除灾孽意。”此低应是极富文化渊源,同五行生克之说相关联的。地支午属马,申属猴。反映五行生克关系,有猴辟马瘟之说,据此,《西游记》里孙猴子也就做了“弼马温”。重午之日,在门前悬黄布猴,取意正在于借申猴所代表的水气,来限制重午的火旺之相。
  清代湖北《蕲州志》,五月五“庙巫祝例送朱砂黄楮符,贴之门壁”;30年代河北《沧县志》:“五月五日,门插艾枝,剪红纸葫芦粘门楣”。门上贴剪纸葫芦之俗,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记:“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以泄毒气,体现的依然是旧时端午节的主题。

              15.伏天城门磔狗

  三伏酷暑,数伏是一年里气温最高的日子。
  伏天的开始同夏至相关,叫做“夏至三庚便数伏”——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这里就先说夏至风俗。东汉《风俗通义》的一段佚文,见录于《太平御览》和《岁时广记》: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日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案:织取新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己织嫌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文,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

  夏至时节,门户上系彩色丝绸,目的是防止瘟疫入户。瘟疫流行,令人恐怖,那据传说是由名叫游光、野重的瘟神疫鬼带来的。在今人看来有趣的是,“知其名者无温疾”——那瘟神疫鬼倒是讲礼讲面,只要你心里知、眼中有,再把“游光”之类名目写在新缣挂在门扇,它就不来为害。于是,夏至门上系新缣,成为风俗。这是一种后来未能广泛流传的风俗。
  夏至之后,再来说伏。
  伏的慨念始自秦德公。春秋时代,只做了两年国君的秦德公,办了件久传不衰的事,司马迁的支笔为此写下:“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初伏,以狗御蛊”。历来的注家为之着墨,如:

  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历忌释》曰:“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日伏也。”
  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

  根据五行之说,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四季的代谢,立春是春之木代冬之水,水生木;立夏是夏之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是冬之水代秋之金,金生水,都循以五行相生。惟独t秋不同,夏属火,秋属金,以秋代夏不是五行相生,而是相克,即火克金。时秩的演进冬尽而开春,春暮而入夏,说以相生,有种顺理成章韵致在。可是,唯独夏与秋的交接,火不能生金却克金——伏日的概念正从此中出。为何要“至庚日必伏”呢?庚,天于序列位居第七者,五行属金。伏日的推算方法,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一抹浓厚而艳丽的原始思维色彩,曾涂在“伏”这岁时的刻度上,这就是城门滴血的一幕;磔狗。
  磔是残忍的肢体分裂。磔狗,因为视它为“阳畜”。溽暑难当的烦躁,借磔狗而发泄;阳畜狗——热毒气,由此及彼的联想,更增屠割撕裂的力度。磔狗在城门进行,城门是空间意义上的出入口,所以要在此实施对热毒气的禳却;同时,城门还被视为喉舌——城乡借此发表宣言,而它的对象则是大地长空。
  东汉《风俗通义》也谈到始于秦德公的城门磔狗风俗,并记:“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这记录了东汉时期的民俗,同时也反映了风俗的泛化与扩展。
  对于三伏之“伏”,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副”的错字。《周礼》“以副辜祭四方面物”。副音劈,义为剖开,与磔同。这就意味着,伏日名称的来源在于:要磔狗。

             16.七月十五门上挂麻谷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民间称其为“鬼节”,将其与清明节、十月初一寒衣节合称“冥三节”。这是祀孤魂的日子。台湾民俗,“此日,家家户户于门口备丰盛五味碗,造银井,即用银纸叠成井形,并烧经衣”。这一风俗叫“拜门口”,50年代《基隆县志》有载。
  清乾隆年间《府谷县志》记陕北地方风俗说,七月十五日为“麻香节”,祀祖茔如“清明”礼。并写道:

  夙兴,折取麻、谷之秀者各一枝,奉于门扃。

  将麻与谷悬于门前,这似乎是那里中元节风俗的关键项目。因为,在府谷,中元节之名,甚至让位于“麻谷节”。挂麻谷的风俗形式保存下来。1939年修志,再次录下:

  十五日“中元节”,用香纸献食牲醴、瓜菜,拜祭祖先;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午后仍送郊外。

  门上挂麻和谷,取意何在?《东京梦华录》描述宋时此日的祭祀风俗:“中元前一日,……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祭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情形,可做为清时陕北府谷中元风俗的注解。“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即是“告祖先秋成之意”。
  关于中元风俗的这一形式,还可参考40年代初《潍县志稿》。潍县风俗,中元节前,七月十四夕祀祖先。祭品外,并列麻、谷。祭毕,将麻谷抛向临街屋上。其含义是,“麻为织者所需,谷为耕者所获,以之敬献祖先之前,系告秋成,有象人无饥寒之虞”。在辽宁铁岭,七月十三日俗称“麻谷”,胡朴安《中华风俗志》说:“所以名麻谷日者,回时交初秋,新麻新谷咸将登场,盖示不忘死者之意耳。”
  府谷民间也以麻、谷“告祖先秋成”,不同的是,所取形式——“奉于门扃”,挂在门上。

              17.茱萸酒洒重阳门

  九九重阳,登高,佩茱萸,饮酒于高单处。同这一风俗密不可分的,是《续齐谐记》里的神仙故事:费长房学道有成,能施缩地之术,已有其它神异。一天,他对徒弟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你要带全家人登高山,每人臂上扎一个红布袋,袋里装茱萸。靠着这一番泄漏天机的指点,桓景全家躲过了危及性命的大灾难。
  登高、茱萸和酒,重阳节俗的三要素。唐代诗人咏九月九,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到登高和茱萸;杜甫“醉把茱萸仔细看”,言及茱萸和酒。茱萸是味药材,《本草纲目》讲其辛辣芳香,性温热,功能治寒驱毒。晋代《风上记》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说的即是这一层意思。
  古人以阴阳论事物,偶数阴、奇数阳,九为最大的阳数。注《易经》的人讲,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因此又有一说,九为老阳,九而重,阳盛极,阳亢则为灾,需要禳解。并就此以为,茱萸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菊花得四时之气、金水之精,能息风除热。这是着眼于重九阳亢的一种解说。
  翻开《辽史·礼志六》,可以读到关于东北地区重阳节古俗的记述: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番、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囗,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礻会禳。国语谓是日为“必至迟离”,九月九日也。

  重阳节俗的三要素登高、茱萸、酒都涉及到了,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礻会禳,要将茱萸酒洒于门户。为御初寒也好,为禳阳亢也罢,人们把措施落实到自家门前,洒些许桧禳的酒,换得全家平安的心理慰藉。
  此俗并非仅存于史籍里。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1964年修《宾县县志》,也记录了这一风俗。照搬县志里的话,“邑为辽旧,故犹存此俗”。
  这是另一种思路,有别于登高躲灾的妙想,——门户洒洒,禳灾门前,自守家门。当然,重阳登高乐悠悠,不会那么沉重;门户洒酒,也是岁时风俗里的快活事。因为,桓景故事只不过谈助而已,禳灾早不是重阳的唯一主题了。

              18.冬至门上糯米圆

  有段故事在福建台湾民间流传,故事讲冬至节时门扉上的糯米圆:很久很久以前,两个穷苦人讨饭来到闽南小镇,女儿要留在这里做奴婢。离别之际,父女俩讨来糯米圆,父亲对女儿说:“今日离别,就像糯米圆分成两半,咱们就人一半把它吃下吧。待日后团圆时,再吃圆子。”父亲走了,这大上是冬至。女儿盼望等着父亲,义到冬至,她对家主说:“大家都吃国子,门神也该敬敬。”就搓了两枚又大又圆的糯米圆,粘在大门上。她想,父亲不会忘记离别时的相约,若是看到门上的圆子,会来接她的。花开花落,女儿每到冬至都要在大门上粘两枚糯米圆。周围的人们说,糯米圆象征着团圆和吉利,也学着装点自家的门。由近及远,传为闽南、潮汕和台湾的冬至风俗。
  这段传说对于风俗的解释,只讲了团圆,尚欠周全。
  冬至为民间八节之一,旧时颇受重视,有“冬至大于年”之谚。在福建等地方,“冬至,粉米为丸,祀祖如仪”。此即所言圆子,又称糍、团圆子。
  冬至,一年中昼短夜长的至极之日。冬至过后,便开始昼渐长而夜渐短的过程。因此,古人以冬至为阳生之日。就像出土牛送冬寒一样,人们想象在阳生之日,通过天人的沟通,以达阳气。请看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惠安县志》:

  十一月冬至,阳气始萌,食米九,仍粘九于门。凡阳象圆,阴象方。五月阴始生,黍先五谷而熟,则为角黍以象阴。角,方也。冬至阳始生,则为米九以象阳。丸,圆也。各以其类象之。夏至不为节,抑阴也。

  修于清代的几部地方志记录了这一风俗。康熙年间《诏安县志》,“冬至,人家作米团而食,谓之‘添岁’。门扉、器物各以一丸粘其上,谓之‘饲耗’”;乾隆年间《重修台湾县志》,“冬至,家作米丸,谓之‘添岁’,即古所谓‘亚岁’也。门扉器物,各粘一九,谓之‘炯耗’”;道光年间《罗源县志》,“冬至先一夕,捣米粉如玉屑泥,少长团聚搓为丸,次早荐之祖先,粘于门槛,取其圆以达阳气”;光绪年间的《福清县志》,“以粉米作丸,取团圆之义,又粘门楹间,取其圆以达阳气”。
  天人相通,以达阳气,国是信息符号,门扉做了人与大之间的媒介。
  关于冬至,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所谓“至日闭关”——关闭城门。《易经·复·象辞》:
  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参看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其《诛伐》篇说:“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大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阳气,太阳之气。承天理物,就是积极主动地去顺应大自然。《初学记》引《五经通义》:“冬至阳气萌生,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宜静不宜动,城门要关,行役要上,君王呆在城里不出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寒气已极的时候,扶助刚刚萌生、尚显微弱的太阳之气。
  谨闭城门,竟有这样一篇天地大道理,不妨归为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神思遐想。这神思遐想也缀在各家各户的门户,那就是粘米圆,达阳气。

           19.腊月杀鸡:雄著门,雌著户

  送走冬寒,迎接春暖,自古是岁时习俗的重要命题。《后汉书·礼仪中》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就是著名的例证。在冬季的第三个月份,以上塑牛,立在城外东北方,表示“送大寒”。这风俗,后来演变为立春之日鞭打春牛的习俗。寒冬腊月,除了土牛送大寒之外,古人还在门户上做文章,杀鸡祭祀门户。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时俗风尚,录下许多风俗史料。“风俗”一词即源自该书。《风俗通义·祀典》载: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扦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壮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太史丞邓平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

  以门引文,三条材料各言其说。第一条为东汉时民间的说法。雄鸡啼晨,大门黄昏关闭早晨开启,以这时间方面的相似点做为中介,说明“门户用鸡”。第二条引《青史子》,将鸡归为“东方之牲”,也同雄鸡司晨相关;旧岁的终了,新岁的开始,在于太阳东升,“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第三条,录汉代邓平之语。古人以暑为阳,寒为阴。大寒之时,人们不希望阴气过于旺盛,所以先择属戌的日子举行腊祭仪式。地支十二,戌属土。在腊月的成日杀鸡,意在送走刑杀之气,迎接将至的春气。因为,十二地支中西属金,金主刑杀,而鸡为西的属相。古人相信,在这特定的日子里,杀雄鸡悬于大门,杀雌鸡悬于房门,可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求得来年风调雨顺。杀鸡悬于门户的风俗,因阴阳五行说的掺入,益显得色彩神秘,并形成不尽相同的解释。但是,归根结蒂,这一风俗所体现的,是漫长冬日里对于春天的热望。对此,《太平御览》卷二九引裴玄《新语》,讲得较为直白:

  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于门,又磔鸡副之,俗说以厌疠气。玄以问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也,土气升,草木萌动,羊吃百草,鸡啄五谷,杀之以助生气也。”

  不仅杀鸡还杀羊,羊头也高挂在门上。为的啥?只四大地复苏,草木将萌发。杀一只吃草的羊,再杀一只啄谷的鸡,人们希望以此表示对自然界的一种干预,以此象征对于春天生发之气的扶助。说得而直白一点:帮助春的气息壮大起来,尽快挤掉冬寒。
  作为一种风俗,东汉之际磔鸡祭门时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传至魏晋,这项岁时活动逐渐融入年俗,《晋书·礼志上》: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岁旦即新年第一天。新年伊始,门上悬苇索、桃人,还要杀鸡祭门禳恶气。《南齐书·魏虏传》记北方民俗:“腊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这反映了风俗的传播。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言及新年时磔鸡祭门的古俗,并特别讲到雄鸡、鸡头、东方在这一风俗中的含义:

  古者,正旦,磔雄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盖鸡乃阳精,雄者阳之体,头者阳之会,东门者阳之方。以纯阳胜纯阴之义也。

  鸡啼黎明,使古人感到它是同东升的旭日相关联的动物,因而视它为太阳鸟,为阳精之禽,如《太平御览》引《春秋说解》:“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人们说,鬼魅昼伏夜出,害怕太阳,害怕光明,是阴邪之物。故而,古人在新年第一大,“磔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相信此举可使新一年避开恶气邪鬼的搅扰。

              20.岁末门前风景线

  经春历夏,由秋而冬,时序走到岁末的门前,展现年俗的景观。
  这是寒冷的日子,“腊七腊八,冻死俩仁”,人们过腊八节。如同闽台等地冬至糯米圆粘门扉,以达阳气的风俗,河北等地风俗,腊八粥煮成,要在门环等处“涂粥少许,以禳不祥”。记录这一风俗的,有1934年河北《万全县志》。
  腊月初八,八种米料煮粥,各地风俗皆然。陕北一些地方的腊八习俗,外加门户的文章。《宜川县志》记:腊八节“晚置木炭、冰块于门之左右,谓黑白虎守门,以警鬼魅。”木炭色黑,称为“黑虎”,冰块色白,称为“白虎”。一左一布置十门口,就说有此二“虎”把门,鬼魅不敢靠近。冰、炭本不相容,古人却能将两个极端之物结成对子,安排到门前站岗。这实在可以说是思维的大手笔。
  黑虎白虎,门前的静物;同时还有活剧在门前上演,从一进腊月直演到除夕。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说:腊月初一日,“乞人始偶男女傅粉墨妆为钟馗、灶王,持竿剑,望门歌舞以乞,亦傩之遗意”。
  傩,古人驱逐瘟疫的仪式。《后汉书·礼仪志》已有详细记载,皇宫举行大傩以逐疫,要选一百二十个童子,红布蒙头,身着黑衣,每人手持一个拨浪鼓。还有人戴上熊皮面具扮做方相氏,有人打扮成了二神兽模样。大傩仪式上,人们手举火炬,狂喊着,狂舞着,做着驱疫出门的动作,“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论语·乡党》有曰:“乡人傩”。傩本民间古风。由敦煌遗书可知,唐代民间仍兴此俗。敦煌写卷《儿郎传》随:“圣人福缘重,万古难传匹。剪孽喊不残,驱傩鬼无失。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驱傩总是重门户,“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就是声音要把鬼怪逐出门去。
  到了清代,这些被称为“跳钟馗”或“跳灶王”。清代《清嘉录》:“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清代《土风录》:“腊月丐户装钟馗灶神,到人家乞钱术,自朔日至二十四日止,名曰跳灶王。”不论是标以钟馗还是灶王,同用一个“跳”字。“跳”正概括了傩舞的形态。
  而在宋代时,这称为“打夜胡”。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占鼓,沿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以此与清代的“跳灶王”相比,驱傩阵容里的灶王,当是后增的。大门小户前的这一通表演,使皇宫里的逐疫大傩普及至千家万户,原先的主角方相氏改为民间所熟悉的钟馗及灶君。值得注意的是,《梦粱录》同时也记载了当年宫中的情况:

  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请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神户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所扮神祗鬼使,比汉宫傩仪角色要多,反映了风俗在传袭过程中的增饰。逐疫的主题也被淡化得似有似无,融在了“埋祟”之中。但是,有一个形式没有改变,这就是驱出门去——一座大门,不仅表示空间领域,而且代表了超空间的意义,即把瘟疫把邪祟从生活中扫除干净。这是在辞旧岁之际,对于新年的祝福。
  腊月之后是新春。风俗会沿着岁时的刻度,走向千门万户,开始新一轮的流转。一道又一道门前风景,表现着一代代中国人对旧的因循,对新的希望。

  ------------------
  鲁之虺扫描,黄冠富校对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